美國的法律規定，服刑時間達到三分之一就可以申請假釋。鄭自才被判刑五年，在瑞典和英國的監禁時間也可以合併計算在內，但必須提出申請。時間屆滿可申請假釋之際，王秋森尋求同樣在Syracuse University的法學院教授Richard A. Ellison幫忙，並由該校的法律服務中心的實習學生Alan Rosenthal義務協助申請，很順利的在1974年11月25日，鄭自才獲得假釋，並依瑞典政府在美國引渡他時，對他日後可回瑞典居住的保證，12月3日回到瑞典。

來自新澤西州的 Alan 從年輕時就對監獄人權案件很感興趣，也一直從事一些社區及弱勢者的法律扶助工作，而且為了這樣的理想，畢業後就一直留在 Syracuse ，直到現在雖然已經退休，還保有一間律師事務所，專事弱勢民眾的法律服務事務，實在不簡單。

是鄭自才被捕時住在和他們同一棟公寓的鄰居，因為和前夫的感情問題，正逢人生的低潮期，目睹晴美獨自照顧兩名幼兒及營救丈夫的辛勞，主動向晴美伸出援手，晴美在監獄外的橋上絕食、鄭自才被押赴機場時躺在馬路中間企圖阻止囚車經過⋯⋯，Anita 都參與其中。

黃晴美在鄭自才被捕之後於短時間內，號召多位熱心人士前往聲援，也是Anita從原本參與反越戰行動團體中協助聯絡的。之後鄭自才被送上飛往美國的班機後，身心俱疲的晴美隨即崩潰病倒。也還好有Anita 等朋友照顧，晴美在最困苦低潮時能給予溫暖。Anita 從此跟隨晴美，一頭栽進國際難民救援及各種社區的組織工作，幫助過諸如越南、伊朗、拉丁美洲等各地的政治難民。她大約在1974年才成為AI（國際特赦組織） 成員，但她始終認為AI 過度保守。

晴美長期和Anita 等伙伴從事各項社會改革運動，推動諸如兒少夏令營等工作，或許當鄭自才出獄、晴美提議分手時，她的心早已把自己嫁給這個在她最困難時提供給她無限溫暖的瑞典社會，以及她所信仰的各種人權與社會改造運動，她的人生充實而美好。

王秋森教授，台大公衛學院院長退休，國際氣膠技術學權威，雖未參與424刺蔣行動，但事後支援黃文雄與鄭自才。美麗島事件後，參與《美麗島週報》創刊；1982年辭去雪城大學教職並搬到洛杉磯，隔年與陳婉真、陳進財、李賢群成立「台灣文化事業公司」，

出版台灣相關書籍並發行《台灣新社會》月刊，從事政治文化的全面性啟蒙工作，1991年秋天回台灣執教。

鄭自才歐本監獄服刑期間王秋森主動負擔起定期探望的工作；安排黃晴美與兩個孩子赴美探望鄭自才的行程。協助黃晴美在探望鄭自才後，在美加邊境由張維邦教授接應三人，回到Montreal與黃文雄碰面。

在鄭自才服刑屆滿可申請假釋之時，安排雪城大學的法律服務中心實習學生-Alan Rosenthal協助假釋的申請；在黑名單解禁後，安排黃文雄回鄉。王秋森教授懷抱理想主義，不但將其所學應用在台灣的環境生態與公共衛生的改善上，更投入海外獨立運動的各種層面，也在同志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

「雖然工作尚稱穏定，那時我還沒有（美國）公民身分，台灣又回不去，我把證件交給他後，去書店買了一本《如何以三百美元在墨西哥活一個月》的書，打算如果萬一被查出，美國呆不下去，我就到墨西哥去。」

-呂天民、施雪惠夫婦

這就是提供證件讓刺蔣英雄黃文雄離開美國的呂天民，也是刺蔣當天晚上，讓黃晴美和兩個稚齡子女夜宿他家；更是黃晴美每次從瑞典回美國探望坐牢中的鄭自才必定由他接機，並夜宿他家的呂天民；刺蔣事件過後，黃晴美一度考慮到子女的安危，提出託孤之請，並慎重其事簽訂受託撫養合約的，也是呂天民與施雪惠夫婦。

呂天民很早就投入台獨運動，現存最早的北美洲台灣人通訊錄（Directory of Formosans in North America 1969），裡面密密麻麻印滿北美洲各地台灣同鄉的通訊地址及電話號碼、中英文姓名等，其中的中文名字都是施雪惠每天趴在地板上的小茶几，一筆一劃寫成後，再由戴振南等人以公司的打字機逐筆敲打地址電話號碼等，再利用公司的影印機印出後自行裝訂而成，每戶贈送一本，是早期離鄉背井又淪為黑名單人士最重要的同鄉聯絡簿。

黑名單解禁後，他曾返台考取環保署總工程司。當時署長是趙少康，他以核能專業及優越的學歷鶴立雞群，考官也不問他的政治主張，就錄取了。

施興國博士是出身於雲林二崙的農村小孩，大學畢業後在台電服務兩年，1968年赴美深造；廖純如女士一樣是來自雲林二崙，但五歲時擔任醫師的父親，因為認同共同體與大同世界的思想，而被國民黨政府以思想叛亂的匪諜罪名逮捕入獄。而家中孩子從小也背負著「匪諜子女」的惡名，母親因為不忍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被其他人指指點點，不得不將孩子送到外地求學，自己則留在二崙擔任「助產士」維持家計。廖純如在完成大學學業之後不久與施興國結婚，1970年一起到美國，1973年移民加拿大。

1975年施興國前往德國從事研究工作，透過同鄉會的組織認識了鄭自才先生，同一時期也在歐洲認識了吳清桂、黃晴美、日青、日傑等人。1978年結束德國的研究工作返回加拿大渥太華，後來輾轉來到溫哥華定居，施興國找了份電腦工程師的工作，來維持家計。

後來鄭自才與吳清桂結婚移居瑞典，兩邊維持著書信往來交流訊息，得知鄭自才心繫故鄉，因此廖純如建議他們移民來溫哥華。鄭自才一家人剛到溫哥華初期，就暫住在施興國家中，待生活安定後才再另找住所。

1991年施興國夫婦與幾位台灣同鄉在溫哥華成立了「台加文化協會」，透過文化交流讓更多人認識家鄉的文化，也讓海外的台灣人能夠與遙遠的家鄉產生更多的連結。

范政雄，1939年出生於花蓮富里，由於從小就想當律師，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法律系。畢業退伍後，參加了兩次律師考試，1967年他找到了日本勸業銀行的工作，薪水不錯，剛好他一個已經考取法官的同學告訴他，看到司法界的種種亂象，他會氣死，勸他既然找到好工作，律師這條路就不如放棄。

三年後，他決定出國，於1970年4月7日抵達加拿大，同月就發生刺蔣事件。後來他在一家台灣人開的雜貨店打工，就在那裡聽到蔣經國被台灣人槍擊的事，不久，有人來店裡募款，那時因為剛到加拿大都還沒安頓好，也沒錢可捐，但是看到很多人雖然窮還是熱心募款捐款，很讓人感動。1971年獨盟加拿大本部主席林哲夫找他入盟，後來也擔任過多倫多台灣同鄉會會長、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客家會會長。

1990年，長期擔任黃文雄對外聯絡「單一窗口」的張維邦，到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教書，因為期間相當長，張維邦不得已，打電話給范政雄，說要把一個很重要的人交給他，范政雄是在餐廳見到面時，才知道這位「很重要的人」就是黃文雄。交棒之後，范政雄也如張維邦一樣對自己的枕邊人林秀美守口如瓶。

范政雄說：「黃文雄是一個非常浪漫溫柔的人，這麼溫柔的人卻義無反顧的去拿槍，可見他是下了很大的決心，也作了很大的犧牲，我們對他這樣的付出，只能說非常尊敬，我以能和他有這一段友情為榮。」

張維邦於1937 年出生於現在的新北市樹林區，小學受過兩年日本教育，1956 年考進台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國貿組，大二開始修習法文，精通法語、英語，亦諳日語、德語及俄語，外語能力極強，1962年赴歐洲留學，因為很早就對國民黨政權勢不兩立，所以很早就被列為黑名單。

黃文雄潛入地下後，就是跑到加拿大的Montreal投靠張維邦。儘管張維邦當時的教職還不穩定，仍然與王秋森教授按月供給黃文雄生活費，直到後來與黃富雄（黃文雄的弟弟）搭上線才告一段落。而兩人對於黃的行蹤20年來守口如瓶，也因為如此讓流亡的黃文雄能夠在生活上感到安定。

黑名單解禁後，1994年，張維邦放棄國外優良的學術環境與豐厚退休條件，返鄉擔任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把握每一個可以為故鄉付出的機會，2002年張維邦赴比利時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各國分會理事長會議途中，在巴黎心臟病突發過世，結束他短短65歲的人生。或許老天爺體恤他的過勞，及早讓他返回天家，台灣人卻失去一位具有愛心與決心的人格者與革命者。

張維邦教授的牽手。在兩人結婚時張維邦教授已向她表明不要管他關於政治的事情，而且不要過問他的金錢運用。

所以儘管後來黃文雄去找張維邦，也是以美國人Bill的身份出現在日常對話中，不過也有好幾次都差點洩漏風聲。有一年的五月節，來加拿大探親的岳母會按照台灣人的傳統包肉粽，分享給台灣同鄉，張維邦說：「那個Bill很喜歡吃肉粽。」一般而言，台灣的肉粽太油膩，並非西方人喜歡的食物，美國人應該不愛，「喜愛吃肉粽的美國人」引起陳淑燕的懷疑，這個「美國人」Bill到底是誰？

張維邦教授為了同志的安全，連每天睡在身邊的枕邊人都守口如瓶，一直到1993年12月的某天，張維邦才安排Bill與陳淑燕碰面，而這位「美國人Bill」就是Peter黃文雄。

在張維邦先生1972年元月一日的日記中寫著這樣的一段話，「覺得沒什麼特殊的大願望，反正很久以來就只有那一個宿願－早日打倒蔣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這不僅是424刺蔣案中，庇護刺客並守密二十年的勇者的宿願，更是台灣人掙脫殖民統治的願望，但時至今日，建立台灣共和的歷史使命，仍未實現！

1962年來到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就讀，跟許多台灣的留美學生一樣，在美國接受了自由思想的洗禮，開始會反思黨國體制對於島內台灣人的各種壓迫與不公，後來到紐約後，開始更積極的參與相關活動，也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四二四的那聲槍響，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就連當時還不是聯盟成員的黃呈嘉也深受影響。刺蔣案隔天盟員到紐澤西的黃宅商討，營救黃鄭二人的相關事宜，當天在場每人先認捐2000美元，並由葉國勢出面成立「黃鄭救援基金」開始對外募款，此後由葉國勢處理財務工作，黃呈嘉則負責內外溝通的工作，而兩人也決定拿彼此的房產去抵押來籌措保釋金。之後黃鄭棄保，唯恐房產被法院扣押，1973年黃呈嘉舉家搬遷到北加州重新開始生活。

來到西岸之後，黃呈嘉意識到革命需要勇氣，同時更需要充沛的資本，所以也下訂決心要「好好賺錢」。除了後來惠普公司上班四年所累積的經驗之外，真正開始賺錢，是後來在美國先後經營的兩間公司，1994年黑名單解除後，黃呈嘉回到久違的故鄉，在中壢的電信研究所當首席顧問兩年以後，1996年成立嘉信光電，直到2002年被美國上市公司購買。

刺蔣槍響時，黃呈嘉雖還不是獨盟成員，但因為參與四二四事件的後續對策，而更深入了獨立建國的道路。雖然後來淡出獨盟的組織工作，他仍用著自己的方式，支持許多台獨運動的發展。

黃富雄是黃文雄和黃晴美的二弟。黃文雄逃亡、藏身於海外二十多年中，黃富雄是重要的經濟援助來源。後來黃文雄的秘密返台計畫，黃富雄也參與事前籌備以及返台後現身前的掩護工作，由此可見他們的兄弟親情和革命情義。

424事件發生後，黃富雄應該是24小時都被情治人員跟監，他後來也故意請警總、調查局的人員一起搭他上班的車，甚至還把房子買在調查局隔壁。據了解，雖然表面上424事件對黃富雄的生意沒有太大影響，只有一次要去高雄港區看儲存桶時被擋在外，但其他人，尤其是他的父母，應該吃不少苦。

黃富雄對於424的後續發展具有相當的投入和了解，可惜於2018年7月因小細胞肺癌病逝，來不及接受訪談。

葉國勢和葉李麗貞夫婦，就是424刺蔣事件過後，全美兩位提供房屋作為擔保者之一。

他們不只提供房契，事發初期，黃晴美常要忙著到看守所探望丈夫鄭自才及哥哥黃文雄，就由葉國勢開車載她去探監，葉李麗貞幫忙看小孩，經常回到葉家已經很晚，葉李麗貞還要唱催眠曲哄騙小男孩阿傑入睡。

424事件剛發生時，台獨聯盟成立了一個基金會，當時的信箱都是葉李麗貞在開的，接到很多來自全美各地的捐款，有一塊錢、五塊錢等數目不多，但充滿誠意的捐款信，其中很多封信的錢都是皺皺的，大多是留學生打工好不容易拿到的工資，也可能是餐廳拿到的小費，有的錢褶到信封褶角裡去了，看得出是匆忙寄出去的，或是不想讓旁人看到趕緊寄出去的，每拆一個信封，都可以想像那是滿懷愛與感佩的捐款，可以說每一塊錢都是捐款者的疼（惜之心）。

葉李麗貞對台灣年輕人的期望：「國勢很聰明勇敢，全心全意為台灣付出，我也盡全力在背後支持他。我們的上一代因為受到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壓迫，很多事不敢講，我們早年也只能匿名從事獨立建國的工作，現在大家可以公開站出來，我們看香港的情勢，就應該更能體會：台灣人一定要更加團結，朝著成為一個公義、自由、美好的國度努力，各位一定要相信，在那麼困難的時期我們都走過來了，你們一定要繼續堅持，勇敢、認真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