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文雄
（一）一九七○年的四二四刺蔣事件，必須同時從「Sputnik世代」留美台灣學生的五○年代國內經驗、六○年代令人窒息的蔣政權「超穩定」統治和他們在六○年代的美國經驗去看，才能得到比較完整的了解。
（二）黃文雄的開槍和鄭自才的被捕只是比較戲劇性的象徵。對美國的影響和對蔣政權衝突較大的，恐怕還是海外「布衣菁英」捐款援救黃鄭的那一場「民意調查」。
（三）一九七○年刺蔣案後，次年ROC就被趕出了聯合國和安理會，蔣政權因此失去政權正當性的一大支柱。這使得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新人新政」的包裝，必須 面對原來的少數統治不能長久持續的問題，其結果是開放較多本省人進入黨和中央權力結構。但這只是沒有和民主化同時進行的「本土化」，因此後來還是有中壢事 件、美麗島事件和林家血案、江南血案和陳文成血案。真正的民主化過程還是要等待後來有八○年代至九○年初的人民抗爭、國際壓力以及統治集團內亂等等因素的 交互聯合作用，才產生較有實質的結果。四二四刺蔣案在這一連串發展中的角色和因果比重仍然難以釐清，還需要歷史學者的仔細分析。
（四）歷史長河的流向、逆流和潛流極端複雜，即使是數十年的台灣戰後史，或其中單一事件如刺蔣案，仍有待史家的持續追蹤和解剖。本文已經夠長，有些回國後的思考無法列入，請參閱附錄的「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