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有關刺蔣案的爭論和爭議

文/黃文雄

(一)我為甚麼選擇棄保逃亡?

有些同鄉認為我應該遵守美國的法律,好好去服刑坐牢(十五年),才是「真英雄」(有位同鄉還著文說,「否則就是狗熊」)。我尊重他們的看法。但我必須 承認,我一開始就沒有坐牢的想法,反而案發僥倖未死(「僥倖」是因為蔣經國的衛護人員可能察覺了先開槍)後,就開始計劃走入地下。其理由用白話講是這樣 的:在全球各地扶持獨裁政權的美國政府是蔣政權的大老板。我既然有理由對小夥計開槍,也就沒有理由在還有選擇時去乖乖遵守大老板的法律坐牢。除此之外,逃亡並不表示要放棄運動。例如,以我多年參與國際運動所建立的聯繫,我在流亡時還是有為台灣做事的許多可能性,雖然這些是台灣人近年才開始知道注重的國際社運關係與其他NGO關係。

另外,作為一個學社會學的人,我從來不認為我是甚麼英雄。回國後,我也一有機會就在各種場合文章解構「英雄」的個人主義意涵。在不平常的時代和環境裏,總 會有許多平常人做出她(他)們平常不會做的非常事,否則世界上就不會有革命,台灣的民主化時期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走上街頭了,我只是這許多平常人之一。因 此,與其說個人的「英雄」,不如說非常時代的集體「英雄現象」。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其時代和社會條件,這是本文在一開頭就從時代和社會背景講起的原因。

(二)台獨聯盟在刺蔣案後的分裂

那時台獨聯盟成立未久。刺蔣案發生後,馬上面對一個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是道義和推展運動的需要,使聯盟必須貼近我們四個人籌劃執行的刺蔣行動。另一方 面,聯盟成立未久,有些組織成員擔心台獨聯盟被美國列為暴力組織並危及個人生涯,因此必須和刺蔣保持(在美國政府眼中的)某種距離。這是個不難了解的兩難 之局。觸發爭議的是聯盟使用部份「黃鄭救援基金」,僱了一位叫Victor Louis的律師到華府做遊說,希望美國政府不會把聯盟列為暴力組織。任何組織都會有的路線爭議因此浮上檯面。反對這種遊說必要的人認為聯盟自稱是革命組 織,甚至倡言武力革命,沒有必要怕被宣佈為暴力組織,而我們四個人自己籌劃執行,已是保護組織的做法。爭議(包括我和鄭自才應否逃亡)難決,加上原來已有的思想差異,後者這批人後來退出了聯盟。

宏觀長期而言,這次分裂的後果並非完全負面。分裂後的聯盟必須吸引新血以補充實力(這批新血後來又脫離聯盟組成了台灣革命黨)。退出的人另外開創多條道 路,加上國內發展(如中壢事件)的刺激,反而開創了七○年代和八○年代海外運動百花齊放的多元興盛局面,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雖然反動運動的重心已經逐步移回國內了,而運動中心移回國也正是海外運動的每個成員所夢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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