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刺蔣的考慮和準備

文/黃文雄

蔣介石之培養蔣經國,在尚未亡命台灣時就開始,但他的家天下的接班設計,應該是敗退台灣後才具體成型。一九五○年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排除了「蔣家天下陳家黨」的CC系。以後政府事務雖然以陳誠為首,但威權獨裁政權權力關鍵的特務和政工系統卻全歸蔣經國。蔣經國掌控的「政治行動 委員會」橫跨黨、政、軍,有「地下朝廷」之稱。白色恐怖當然也就是在他指導之下進行的。其後他繼續縱向橫向的擴權竄升。一九六五年陳誠逝世後,他已經完全 掌控了黨政軍,雖然在刺蔣案發生的一九七○年他名義上只是行政院副院長。

在「自由中國」事件後令人窒息的「超穩定結構」下,連內在的思想自由都要被壓制,任何形之於外的活動自然更無可能。有些人開始有暗殺蔣經國的念頭。正如 「世界人權宣言」的前言所說,「鑒於為使人類不得已而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和法治受到保護」。人權和法治在蔣政權之下既然不獲保 障,自然會有人民想行使其反叛權(right to rebel),而暗殺正是行使該權的方式之一。不只國內有人這樣籌謀(最近史明前輩就提到一件個案),蔣經國數度訪美(一九五三、六三、六九)也在海外運 動某些圈子激發有關暗殺他的討論。

如前所述,我出國的第一年就在鄭自才的引介下參加了獨立運動。第二年因為KMT校園間諜密告,上了黑名單,因此也曾參加了一些討論。那時的留美學生還不能擺下知識份子的身段,有些人主張僱用黑道或黑人執行暗殺,讀理工的則偏向從技術觀點著手(如高級遠距狙擊步槍)等等,這個方向的討論和我當時的運動經驗與 思考方式很不一樣,因此談歸談,興緻不高。直到鄭自才和賴文雄找我去紐約(康大在紐約北部綺色佳)商量台灣人自己去做,我才認真起來。

一九六九年蔣經國第四度訪美。不久之後,就有他即將五度訪美的傳說,我也從一位擔任國會議員助理的康大同學那裏聽到了如果他來,會「高規格」接待的消息。 「有一個我不完全了解,也不能告訴你的twist」,他說。我後來才領悟到,所謂「高規格接待」是尼克森和季辛吉早已計劃要和北京交往,所因而事先佈置佈置的撫慰。消息確定後,我們四個人(鄭自才、賴文雄、我妹妹晴美和我)開始進行具體的計劃。

我因為人在康大,大部份的具體準備工作(如買槍借槍之類)由鄭自才和賴文雄安排。我自己反而用較多時間來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自己分析之外,我還和兩位外國的死生之交商量。那時我參加了好幾個激進運動的圈子。和外國同志商量,不只是為了印證檢查自己的分析,也出於我對這些圈子的承諾 (commitment)。只告訴生死之交的兩個人,則是為了保密。

那時不少活躍份子都多少左傾,這兩位朋友最初都反對我的計劃,認為這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照那時運動者之間的習慣,我們辯論了好幾個星期。我甚至把自己的論證寫成文字。論證的要點如下:

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找別人做或遠距離狙擊步槍之類的匿名攻擊(見前文),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國傳達這個訊息:台灣人既不接受蔣政權的少數統治,更不接受蔣家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設計。

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甘迺迪被暗殺後,詹森馬上接任,國家機器依舊持續運作)。但台灣 不同,ROC形式上仍是共和國,為了取得正當性,蔣家父子必須用幾十年的時間為小蔣的接班舖路。除去了蔣經國,國民黨雖然不會就此崩潰,但黨內的權力鬥爭 必將再起,這就可能鬆動當時「超穩定」的家天下的黨國統治結構,替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某些可能性。

第三,對當時相對沈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

第四點則和我作為反對越戰運動的一份子有關。美國政府口口聲聲自由民主,卻在全球各處支持殘暴的獨裁政權,包括蔣政權。如果不合美國的利益,第三世界國家 即使極為溫和的政經社改革(如一九五○年瓜地馬拉的土地改革),也會招致華盛頓的干預和顛覆。這使得第三世界的國家除了依附美國或蘇聯之外,沒有在兩大帝 國之外獨立探索自己的道路的空間。越南(就像革命初期充滿多元活力的古巴),就是這種陷阱的犧牲品。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凶(見前文),我也希望任何有削弱蔣政權可能的動作,有可能(即使只是可能)有助於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我就這麼以上述的論證說服了自己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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