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個人的留美經驗

文/黃文雄

一九三七年出生的我,從小就不是「乖囝仔」。幾乎從上學開始,就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小學(桃園國小)經常逃學到野外釣魚,初中在台北(市工)、新竹(工職)和嘉義(工職)讀過三家學校,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所鬧的事包括揭發一個有貪污記錄的公民老師,所以這段時期 的經驗似乎不能單純用「青春期的反叛」來解釋。以後就讀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學,表面上是「乖下來」,但在新竹中學時仍發生因為參加演講比賽被該校擔任國民黨小組的老師拒絕評分,以及劉自然事件時和同學乘機鬧事的事。而同一時期同班同學歐文港因為「義民中學事件」被囚禁過,以及亦師亦友的陳偉老師被捕,也增加 了我的政治敏感度。

即使是壓力鍋也會冒氣。有壓迫就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反抗,包括無數個人的小反抗如初高中學生的反抗。我提到以上諸事,只是想寫下來作為研究台灣戰後社會史學者的參考。此外,我將略過大學(政大新聞系)和研究所(政大新聞所)的成長歷程,而只提一些和後來留美有關的事。

我因為對英文有相當的興趣,在台北的國際學舍有幾個外國朋友。尤其是其中叫Chuck的一位,常常給我有關美國的另類資訊。他推荐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作我研習英文的範本;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成立於一九六二的美國「學生民主聯盟」)也是從他口中聽到的。但他對我最有用的建議恐怕還是另外一件事。他說他在大學時觀察到留美的華人 學生都喜歡黏在一起,一起租屋、買菜、做飯、上圖書館實驗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懷疑她(他)們見識到多少美國和世界?」他說。我聽從他的建議,留美期 間,我雖然和台灣人的社區保持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同住,而且有意識的隔一段時間就移動住所,藉此擴展交往圈子。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甚至我後 來二十五年的流亡)有著相當的影響。

我一九六四年第一所就讀的是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匹茲堡原來以之出名的鋼鐵業和煤礦業吸引了許多移民和黑人,因此該城遺留著相當強的社會批判傳統: 我第一個美國女朋友就來自有工會傳統的家庭。帶著在國內已有的反叛傾向,我很快地就開始接觸校內和校外的「課外活動」,包括民權運動、蘊釀中的反越戰活動 和反核武運動。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當時當然沒有想到,但事後視之,我已經走了社會運動的不歸之路,一直到今天。

國內政治方面,我也開始探索。經過妹婿鄭自才(就讀同城卡內基理工學院)的介紹,我那年聖誕寒假,就去費城看了台獨運動的拓荒者陳以德教授和夫人 Maxine。對台灣獨立的目標,我很快就認同,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但有一個方向卻已開始成形。學的是社會學,又見證到外 國朋友的討論,我學會認真的區分國家和社會,並開始思考兩者之間的各種關係。這種思考背後,無疑有蔣政權完全宰制了台灣民間社會的陰影。那個假期裏,我也 第一次對「社會力」有新的體會:碰到一個南方來的SNCC(民權運動的學生組織)的工作者。他穿的是南方黑人農民的牛仔工作服,全職工作,週薪只有十元美金。當時的台灣學生難免還保留一個特殊社會身份,這位這麼肯放下身段的學生,讓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匹茲堡的經驗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學習了黑人爭取民權的鬥爭經驗,白人社會的青年也開始了她(他)的反體制運動。前文說過,「學生民主聯盟」成立於一九六 二年,這個組織後來成為運動最重要的力量。加州大學的「自由言論」(Free Speech)運動爆發於我到美國的一九六四年。次年又有第一次在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反越戰遊行。等我轉學到康乃爾大學時,整個運動已經有波瀾狀闊的局面 了,我的參與也越來越深。這個運動影響甚至擴及其他「第一世界」(包括日本)的國家。而在同一時期裏「第二世界」的共產國家也有各種動盪,其高潮是一九六 八:美國的詹森總統放棄連任(未熟知越戰的年輕世代,也許看過湯姆克魯斯的「七月四日誕生」),捷克有「布拉格之春」,在法國則有戴高樂被學生和工人聯手 逼退。不但如此,第一與第二世界的動亂也讓兩者比較無餘暇他顧,第三世界的國家和社會也因此有較大的行動空間,再加上受到越南人民的鼓舞,各種「人民解放 運動」(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s)彼落此起。當時台灣尚屬「第三世界」,我也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待台灣海外運動的。

全球狀況如此,相比之下「超穩定」的蔣政權下的台灣卻近乎一潭死水!台灣不只援助南越的獨裁政權,為美軍維修軍機,還成為駐越美軍渡假樂園(台灣的色情工業就是在那時「起飛」的!)。比較敏感的臺灣學生都無法對這種鮮明的對照視若無睹。

這裏不是分析和評論「六○年代」這段世界史的地方。我想指出來的是,在「Sputnik世代」的台灣留美學生中,我對這場運動的參與雖然可能相對最深,但 身處那個時期的美國,沒人能完全不受影響。這是海外運動的背景之一,值得歷史學者賦予更多的注意。

同理,這也是刺蔣案的背景之一。有人謬讚我刺蔣的勇氣時,我的回答經常是:「當那麼多國家的朋友組織起來,上了街頭,有人甚至回國打游擊,刺蔣在當時的感覺,其實並不那麼特殊」。比較了解「六○年代」的人,應該會相信這段話並不純粹是謙虛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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