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美學生的「Sputnik世代」

文/黃文雄

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

和今天這個研討會的其他場次相比,這一篇比較難以說是「論文」。第一,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單一事件,而作者本人是參與者之一。第二,作者意識到自己是以 「史料」的身份在說話,因此寧可用「生平或biography如何碰上歷史或history?」的角度來報導描述和反思,希望在政治史之外,也能夠提供一 些台灣社會史的史料。第三,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下文經常出現「我」字。

因為撰寫得很匆促,而作者在進出不同國的二十五年流亡過程中,為了安全考慮,極少留下日記或信件,題目中的「回顧」和「反思」必須從嚴(literal)解釋,此一缺陷,應先聲明。

留美學生的「Sputnik世代」

我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出國的。一九六○年代的留美學生有些時代和社會背景的特徵。

首先,五○年代的台灣經濟尚未「起飛」;能留美的學生多半出自比較富裕的家庭,人數不多。到了六○年代,經濟發展雖然累積了足夠的動能而被稱為「起飛」, 但社會離相對富裕程度仍然還遠;可是卻有大量學生出國。其原因和美國的一項發展有關。一九五七年,蘇聯的人造衛星升空,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有些史家 甚至稱之為驚惶panic)。其結果是大學(尤其大學研究所)的擴充,而冷戰加溫加劇,利用獎學金從「自由陣營」的國家招收吸引優秀學生到美國留學,也成 了冷戰的策略之一。拜這一發展以及其所帶來的獎學金之賜,只要成績夠好,一般家庭的子女也因此有了留美的機會。留美時,我曾戲稱這批留學生為 「sputnik世代」。

第二,我們不妨考慮一下「sputnik世代」的政治社會經歷和環境。台灣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的屠殺和其後的「清鄉」以及「白色恐怖」後,一九六○年的「自 由中國」事件可以說是某種分水嶺。「自由中國」事件中出現的強力鎮壓,等於宣示了即使是體制內的溫和改革要求,在蔣政權眼中也是罪不可赦的「激進」。它所 造成的恐怖氣氛對社會──尤其是比較關心公共事務的國民──有很大的震嚇效果。蔣政權之下的台灣從此進入了一個「超穩定」的時代。黨國機器完全宰制了民間 社會。頭腦不肯停止思考的人開始考慮反反抗的另類可能。即使是敏感度較低的人,下意識中也感受到當時令人窒息的氛圍。用Hirschman的話來講,說話 (voice)既不可能,唯有出走(exit)。留學變成出走的一種方式。(Albert O. Hirschman, Voice & Exit)。

第三,「Sputnik世代」所看到「後麥卡錫」的美國。六○年代的美國是內戰以後最翻天覆地的一段時期,而掀起這個「青年革命」的正是美國校園的學生。 這個世代的臺灣留美學生所看到的絕不只是「自由陣營」的首都美國而已,還見證了美國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新左運動、第三波女權運動的崛起、校園改革運 動、「冷戰社會科學」(cold-war social sciences)的典範顛覆、新青年文化的「嬉皮」風潮…。

這個後來擴及全球(「超穩定」的台灣除外)的「六十年代」對這時期的台灣留美學生撞擊的程度不同,但是沒有「sputnik世代」的人能夠逃避當時的美國 和蔣政權統治下「超穩定」的台灣之間的強烈而鮮明的對照。相對而言,我可以算是受到衝擊比較大而深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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